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今年我已是91岁(虚岁)高龄了。人老怀旧,一生所走过的路、所经历的事情,不时地会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每当这时,我总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激动不已。

少年时代

我的家乡是蓬莱村里集镇大崔家村,坐落在发源于南官山的黄水河东岸,

距离蓬莱县城约有60里路,南至艾山下的黄泥沟村约28里路,西与温石汤村隔河相望,距离约2里路,东到下门家约3里路。抗日战争时期,艾崮山区是山东省最早建立的山区抗日根据地,大崔家村属于七区,处在艾崮山抗日根据地的边沿,1940年曾一度成为国民党顽固派蔡晋康所属高炳旺团的据点。

1935年10月,农历9月16日,我出生在大崔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我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我的父亲叫张永和,是一名小学教员,在蓬莱的许多村庄都教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和抗日宣传活动。日寇侵入蓬莱,国民党顽固派控制上门家、大崔家一带后,父亲为躲避日伪的迫害,到长山岛从事教学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父亲从长山岛回来,开始在家里种地,不久就被人民政府聘请去教学。

报名参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村也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可是好景不长,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发动内战,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还乡团占领了蓬莱县城,控制了城周围的一些村庄,不过在广大军民的围困和打击下,1948年3月,仅仅半年的时间他们就狼狈逃窜了。

1947年,开展土改复查运动,我家也分到了土地。那时,我们村只有初小,一到三年级,四、五年级要到下门家村上,六年级要到上门家村上。1948年冬天,我在上门家学校读六年级,早去晚回,7里多路,还差两个月小学就毕业了。那年冬天确实很冷,经常大雪飘飘、寒风呼啸。记得有一天,下学回来后,看到全村到处贴了很多标语,“保家、保田、保饭碗”“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好儿女参军去,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回到家里,我父亲也从学校回来,正在和家人们谈论着政府号召参军的事。父亲说:“土地改革,我们家也分到了田地,刚刚过上好日子,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就应该保卫胜利果实啊。咱家有两个儿子,要有一个去当兵!”可是叫谁去呢?当时我哥哥17岁,我15岁,我们这农村都是讲虚岁。我哥哥在种田方面比较擅长,比较钻研,但是在学习上不如我,我尽管小学还没毕业,但是在那个时候就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我父亲斟酌再三,决定让我去参军。当时我母亲一听就不愿意了,说他还是个孩子啊。爷爷奶奶也都极力反对。我父亲就耐心地对爷爷奶奶和母亲说:“我是个老师,还得教书不能种地,如果让老大去当兵,家里的农活老二担不起来,那还得雇人。老二学习好,有文化,到部队也能起点作用。”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我的实际年龄也就13岁多一点,人家要不要呢?父亲就带着我去问村里的领导和来征兵的同志。征兵的同志看看我的个头还可以,接着问我上学的情况。我回答说,还差两个月六年级就毕业了。又问我字写得怎么样,我回答说,在学校里写仿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当他们得知我只有15虚岁时,犹豫了一下,然后对我父亲说:“你们先回去吧,我们再合计合计。”

第二天,征兵的同志把我父亲叫过去,说你的孩子虽然年龄小点,但个子挺高,可以参军。当时,我们村大概有十二三个人报名参军。因到年底了,大家合计一下说,让孩子们在家过个年吧,征兵的同志同意了。过了正月初三,初四日开始集合,我们的家人,村里领导,还有村民们都到大街上给我们送行。我们先是到了汤前村,全区参军的人都在那里集合,大概有三四十人,然后又到了陈家沟村。陈家沟村子较大,我们就在那里集训。生活很艰苦,睡得是地铺,就是在地上铺上麦秸,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被子和大衣一铺一盖就睡啊。带兵的连长姓杨,指导员姓付,两个人都非常好,对大家的生活都非常关心。

在全区参加集训的人员中,我年龄最小,连长、指导员对我很关照,把我叫到连部当通信员。在陈家沟集训大概有半个多月,队伍集合起来,连长告诉大家,说咱们的队伍要升级了,升级到县大队。队伍要升级了,要离开家乡了,这时候有的人脚底抹油跑了。连长跟我说,小张,你村有的人跑了,你跑不跑?我说我不跑,我来了就没想跑。不过,我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看到村里一起来的同伴有的跑了,能不想家吗,所以就禁不住哭了起来。指导员问我:“小张,你怎么哭了?”我说:“我想家了。”这时,指导员对连长说:“小张想家了,马上要升级了,咱们准他几天假,让小张回家看看吧。”连长表示同意,准了我三天假。

回家后,家里人都很高兴。那时穿的还是自己的衣服,天很冷,我仍然是上学时穿的长棉袍,戴的是瓜皮帽子。家人对我说,别人都跑了,你怎么不跑?说实在的,思想上有斗争,心里不想走,很留恋家,也曾有过想藏起来的念头。离开父母要远游了,济南刚刚解放,淮海战役还在进行当中,仗还在打,枪炮还在响,战场上还有人在流血牺牲啊!这一出去,就是明摆着要去打仗的啊。家里人也有些想法,不舍得我离去。

到了第三天下午三四点钟,带兵的杨连长来到我家,坐在炕上,先和我父母及家人讲了些革命道理和当时的形势。然后他说:“张先生,你放心,克谏交给我了,我就把他当弟弟看,我走到哪,就把他带到哪里去,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带好了。不过,当兵肯定是要吃苦的,这点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我父亲说:“吃苦不要紧,孩子一直在农村里面,过去上学,下了学就是下地,吃苦不怕,庄稼地里的事也能干,走个路什么的都行。”杨连长说:“你就放心吧,张老师。”这时,父亲深情地对我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走吧!”这既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杨连长明确地表态。

入伍当兵

到了蓬莱城里,我们这批新兵编成了一个营。1949年2月到了黄县,被编入北海军分区独立2团,1团已经升级走了。在这里我们发了胸章、五角星帽徽,换上了黄色军装,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全军分区部队都集中在黄县城北教场,召开庆祝大会。会场周围架着轻重机枪一起往空中发射,嗒嗒嗒、嗒嗒嗒,持续两分多钟。大家高兴欢呼,气氛热烈,这场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一直不忘。在黄县集训到11月份,北海独立团又要升级,升级到胶东军区,就是到青岛去,我们徒步行军,经过招远、莱阳到了青岛。1949年的11月底,在青岛,我们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华东军区32军96师。

96师是在仙家寨成立的,我被编在288团一营三连。开始我当通讯员,后来,因为我有点文化,被挑去卫生所当卫生员。之后,我们这支部队就南下了,到哪去,我们不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从城阳火车站上车,黑色的大闷罐车,车厢里面铺上麦秸,把背包一背,上了火车就走了。第一次看到火车,大家都非常高兴。到了蚌埠,火车停了,大家下车防空。赶快跑离开火车,到田梗下就趴着,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国民党的飞机飞走了,解除警报,又上了火车继续走。就这样走了7天7夜,我们下了火车,上了一个像铁锅一样的大船,原来是要过长江。看到长江了!这对北方人来说,确是稀罕事。部队整整齐齐地坐在背包上,对面就是南京。

到了南京又上了火车,继续往南走,那时南京已经解放了,然后到了江西的上饶下了火车,我们在那里休息了大约有一个礼拜,背起背包又开始行军了。到了南方,因生活习惯不同,给北方人带来很多不适应。一是对南方的语言不适应,听不懂南方人说话,打交道很别扭。二是吃大米不适应,在家吃饼子地瓜,到南方天天吃大米,而且大米还是红色的,现在叫糙米,胃受不了。三是天天下雨不适应。南方多雨,不停地下。每人发一块一米见方的黄色油布,下雨时披到后面背包上。脚上穿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胶东发的猪皮底鞋,猪皮底鞋遇水一泡就囊了(变软了),南方的路都是鹅卵石铺的,一走一打滑,不断地摔跤,我们北方兵简直是吃苦了。脚上起的泡老大,都是大血泡,晚上睡觉前用针挑破了,早上起来刚走时最难受,走一会才好一点,慢慢地适应了,一天走个七八十里地。我们是一边摔跤一边走。有时候晴天了,把油布拿下来,背包晾开,一边走一边晒干了。走到哪里,找个老百姓家里,有屋住屋,没有屋就住屋檐下。把背包一解,油布一铺,被子一蒙就睡,累了哪都能睡得着,甚至走路都能睡着。就这样我们走了19天,一直走到福建的沙县。更让人不适应的是,那时南方还有血吸虫病,我亲眼见到的,街上的人肚子鼓得老大,腿肿得老粗。上面下了命令,不允许沾水。这就难了,天天下雨,怎能不沾水,稻田里也得走,明知道有血吸虫病也要走。还有一种病就是疟疾,也叫打摆子。蚊子叮咬传染的,咱们北方兵没有蚊帐,我们部队百分之五六十的人得了这个病。我也得了疟疾,发着高烧也得走啊,我打摆子打了三年,从福建回来,到了东北之后打摆子才彻底好了。那时有奎宁、疟疾平等药,但得这个病的人太多了,药是有限的。我是管药的,不能多吃,犯病时实在受不了啦,吃点扛过去就行了。

南下剿匪

上级命令我们到闽北剿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东南山区土匪还很猖狂。国民党溃逃时撂下来的散兵游勇,给当地大地主看家护院的武装人员,他们逃到大山里,和当地原有的土匪勾结起来,裹挟着大量的老百姓,与共产党、解放军为敌,负隅顽抗,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根本站不住脚,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1950年的五一节,我们是在福州过的,福州举行庆“五一”大游行。大游行结束以后,我们的部队就向屏南县出发,进入闽西北的大山沟里。这里山高得抬头看不见天,沟深到只闻河水哗哗响,却看不到河在哪里?记得我们走过的路有个叫3800坎的地方,就是3800个台阶,很有名。屏南县在福建是山沟最多最贫穷的县,土匪也最多,我们的任务就是到那个地方去剿匪。屏南县县政府就是跟着我们进驻屏南的。没有部队的保护,县政府根本就站不住脚。

屏南县有个地方叫大园,土匪在那里建了个大围子。围墙是用干打垒的方法,用土夯起来的,子弹打不透,炮也轰不下来,一炮只能打下来一块。围墙上都留着射击孔。土匪从围子里往外,打得很准,我们从外往里打却很困难,不好打。曾经有个部队攻打大园,一个排全部牺牲,部队伤亡很大。这次我所在的营担负打大园的任务,开始用机枪扫,枪打不动啊,一扫一包烟,打不透,墙不倒。当时我们没有大炮,只能用六0炮,炸墙炸不开,我们就用六0炮向围子里轰炸,使用的是燃烧弹,烧了土匪的牛棚,烧的牛嗷嗷叫,但是人就是攻不进去,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有人提出,这土围子再坚固也有出入口,只要找到出入口,就一定能拿下这土围子。还是我们的战士有办法,他们顺着围墙仔细查找,终于在土围子的后面找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进出口。当我们的战士把土围子的出入口打开时,守卫的土匪们还在呼呼睡大觉。土匪们做梦也没想到,解放军会从这里进入。土匪的老窝被端掉了,被土匪裹挟的老百姓被解救了。回到屏南县城,召开了公审大会,控诉了土匪的罪行,对土匪要犯进行了审判,枪毙了土匪头子,人民群众人心大快。

屏南县剿匪任务完成后,我们部队驻扎在福建省顺昌县大干镇。接到情报,距此有百里的一个山头上,有一股土匪准备在那里过年。匪情就是命令,我们马上行动,提前过年,做了红烧肉,蒸了馒头,这就算作节日会餐了。到下午6点左右,部队开拔。急行军一路小跑,连夜奔袭。我负责药品、急救,还有一个挑夫,一米八的大个子,是昌邑人,姓孙。他挑着药箱子,部队急行军,这个挑夫受不了啊,走一走他说不行了,放下来休息休息。我背着行李空着手都累得很,他前后挑着两个箱子,能不累吗,膀大腰粗的山东大汉,走一走歇一歇,把担子一放,躺倒在地上,哎呀!我的娘啊,喘喘气再走吧。就这样,我们掉队了。最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走了有两三里路,我说,老孙呐,不对呀,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怎么一点痕迹也没有啊,他说是呀,我们又往回走。在三岔路口仔细观察,发现了前面的人用柳树枝做的方向标记,因走的人多了把柳树枝弄到一边去了。我们加快步伐,赶紧赶路,走了一夜,天亮了才赶到,这时山上的土匪已经被消灭了,活捉了土匪头子肖培贤。仗打完了,部队已经开始返回。这是我参加的剿匪最后一仗。

抗美援朝

剿匪任务完成后,1950年底,我们的部队移防到福州的长乐梅花镇,守备海防,对面就是大旦、二旦岛,就像我们看着长山岛一样。敌人的飞机经常过来骚扰,我们平时就练兵训练,站岗警戒,挖地洞,敌人飞机来骚扰时,警卫放枪让大家快疏散,守备到了1951年3月份。然后,96师归建,师部驻福建建阳,我所在的部队住在江西的水吉。水吉和福建交界,离建阳大约50公里左右,我们在那个地方进行整训,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大约到4月底了,我们接到命令,96师整体北上,到了苏州进行整编。32军的96师和苏南军区的86师,合并成为铁道工程第7师。5月在苏州召开了建师大会,然后出发到了东北牙克石,一个靠佳木斯很近的地方,在那里开始修建铁路了。从牙克石车站向深山老林里修建铁路,当时设计距离是34公里,我们部队全线撒开。那时候第7师有三个团,即19团、20团、21团。我当时在19团卫生队,后来又调到了21团三营。

在这里修铁路,基本上是在冰层上进行。冻土常年不化,上面一层草底下还是一层冰。为了尽快完成任务,领导号召所有人员都参加修路。我是卫生员,上午做诊断治疗,下午参加施工修路。修路时,要先把上面的冻土层打开,然后夯实路基。刨开冻土层,我们就站在冰水里修路,将土一筐一筐地往外挖。冰水冰凉刺骨,脚就像针扎的一样疼啊,大家还是咬牙坚持。3个月时间完成任务,铁路修好了。到了国庆节,我们又从牙克石乘火车到北京郊区进行整训。这是我当铁道兵修的第一条铁路。

我们在北京牛栏山学习整训,原准备集训一年。可是到12月初接到命令:铁道工程第七师立即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初出发。紧急命令,只有十几天的准备时间,所有解放军的标识都要去掉,帽徽、领章、胸章,还有洗脸盆上的“八一”二字都要去掉。

这个时间我在团卫生队负责药物管理,收集药品、器材,打包待发是我的任务。这时药品很多了,战场上战士们要用的布匹、纱布、棉花、酒精、碘酒、防疫的药品等都要带上,十天的时间很紧张。我们药房里只有4个人,有30箱药需要打包装箱,再用马车运到火车站。从北京上火车出发,大约两天到了丹东。上火车前,被告知一律不准出声,大家都悄无声息地坐在火车里。火车上有炉子,但是不能生火,怕暴露目标。为什么?因为朝鲜那边有联合国稽查部队检查,他们不允许志愿军入朝,我们有些部队是从别处迂回入朝的。我们坐的火车不是过的鸭绿江大桥,鸭绿江大桥在1950年的11月9号就被炸断了。我们是1953年初入朝的,走的是抢修的便道,是晚上进去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有人拍车厢门,说到了到了,快下车,半个小时以内,要把所有物资,卸到离铁路100米以外。大家立马下车,这可紧张了,我们三十几个药箱药包那时天冷啊,零下三十多度,你想正是隆冬季节,我们穿的是皮帽子、皮大衣、棉衣、棉裤、大头鞋,穿的还可以,大头鞋我敲了一下,邦邦硬,连脚带鞋冻到一起了,动都动不了。时间非常紧急,没有办法,滚下车去,脚不能动,所谓滚就是脚不听使唤,邦邦硬啊,下去跑一跑,以后就好点了。下去搬着箱子就走了,朝鲜也是地堰地格着,跑到两个地格子以外,放到沟里,地冻的还是邦邦硬。一趟一趟地搬,我的手指头敲了敲箱子,声音就像不棒子一样,咚咚响,冻木了,这时脚好了,这样把药箱子搬下来以后,人立马往外撤,不能在那个地方待。飞机很快就会来的,我们把大衣领子立起来,帽子耳朵放下来,只露着两只眼睛,跟着前面的人一个跟一个往前走。一列火车下来的部队人很多,但是很有秩序,一点声音也没有。大概走出了十里地,这个时候大家的心情就好一些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个个像个灰猴子似的,眉毛上结着白霜,帽子上哈得,脸都是黑黑的。这个时候天亮了,我们到了目的地,一个叫南山面的村庄(面就是村的意思),就住到朝鲜老百姓家里。朝鲜的房子进门就是一铺炕,旁边就是灶间。朝鲜老百姓很好,他们把整个炕都让给我们,自己就住在灶间。住下以后,马上要把药包药箱运回来,光靠我们药房4个人不行,部队领导就组织人员帮我们搬运。药品运回来后就放在老百姓家里的炕上,以防冻坏。

我们到达朝鲜时,第五战役已经结束,美帝国主义已被打到谈判桌上来了,我们部队的任务就是去抢修铁路。我们担负的具体任务就是抢修龟界线,龟城到介川,19公里的铁路,技术人员测绘好后画上线,我们部队就开始施工,白天晚上进行突击。当时没有机械,全靠铁锨、镐头。铁锨下去铲不动啊,就用镐头刨,零下30度,一刨一个白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找一个破口就往下刨啊,虎口都震破了。把上面的冻土层像盖子一样揭开后,下面就松冻了。

白天施工时,敌人飞机常来轰炸。飞机先来的一种我们叫黑寡妇,黑色的PD61轰炸机,进行了轰炸和扫射。我们的战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扫射我趴着,扔炸弹我躲着,你飞走了我继续干。尽管情况非常恶劣,到1953年四月份,总共才三四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提前完成了任务。

修筑铁路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又接收了海防守备任务,在朝鲜战场那个时候,美帝已经让我们打到谈判桌上来了,但是呢,他们在拖延时间,寻找机会,敌我双方已开始谈判。得到消息称,美军很可能在朝鲜东部的蜂腰地带重新第二次登陆,我们就调到他们要登陆的地方去进行守卫,打坑道。他们来了我们就打,他们不来我们就守卫打坑道。我是担负着药材供应任务的,战场上每个战士都必须有一个急救包啊,受伤后,首先自己要想办法止血啊。入朝以前我们没有啊,后来到了朝鲜,急救包从国内运过来,再分发到各个营。我们团就是我负责把这些急救包领回来,发给下面。急救包要到师部去领,那时没有汽车,只能赶着入朝时带来的马车,大概三四十里路吧。去领急救包时,师部管急救包的人恰好是我的一个老领导,他说还有点时间,咱们出去转转吧。他带着我们上了黄草岭,就是杨根思烈士牺牲的那个山头。上去一看,确实是触目惊心啊,山头打得就像砭起来一样,包暄包暄,全是暄土,松树都被打烂了,地上也是寸草不生啊。这个时候已到了春天,原来被烧黑了的树木开始发出了小小的嫩芽,地下还有一堆子弹壳,杨根思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争是何等的惨烈啊!等到领了急救包返回时,因附近有一个朝鲜的电厂,敌人的飞机几乎天天都要来轰炸。我赶着马车走,敌人的飞机飞来,我们就到树林里去隐蔽一下,等飞机飞走了我们再赶着马车赶路,赶着马车回来了。 

1953年7月27号,一个爆炸式的消息传来,板门店谈判结束,敌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了!全体指战员们都兴高采烈,欢呼雀跃。在我的一生中,像这种特别高兴的时刻有两个:一个是1945年8月,那时我十岁正在上学,听到日本投降了,高兴得跳起来了。我们村里有一棵大杨树,树上安装一个大喇叭,树下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梯子,人上去后用嘴对着大喇叭喊:“鬼子投降了!鬼子投降了!”大家都从家里跑出来,高兴得蹦啊,跳啊!欢庆着胜利。再就是美国鬼子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战争结束了!在朝鲜听到这个消息,许多人都热泪盈眶,那种喜悦、高兴、激动的心情,真是没法用语言来表达。用一句文人的话说,只有经过了黑暗的人才知道光明的可贵啊!只有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人才更懂得和平的价值啊!特别是在浴血奋战中,停战了就是说可以不流血了!日本鬼子投降时我十岁,朝鲜停战时我十七岁,都是虚岁。1953年7月27号这个时间都牢牢地记在我的脑子里,这就是刻骨铭心。停战以后,许多铁路都被炸坏了,我们又进行了两个月的复旧工程,11月份回到祖国。年初到年尾,我参加抗美援朝前后一年的时间。我为这段抗美援朝的经历写了一首绝句:自古兵家非好战,但愿和平花不败,犯我国者必征战,卫国保家我当先。

建设祖国

我们回国也是坐的火车,也是闷罐车。到了丹东车站,就有人拍打车厢,说“到了、到了,大家下车吧,到了祖国了,你们回国了!”这个时候——我每一次想到这个时候,都要掉眼泪,心情非常激动。打开车门以后,地方政府的人也来了,站台上摆的是一筐筐的大米、一筐筐的馒头,一桶一桶的猪肉炖白菜,在朝鲜战场上,很难吃到馒头大米这样的东西啊!我们的战士有的在跳、有的在哭、有的在笑、有的在欢呼。车站上人山人海,一片红色的海洋。这个镜头我永远也忘不了。

回国后,我们先到洛阳进行整训。转眼到了1954年4、5月份,又得到命令,立即回到东北黑龙江汤原县去盖房子,说是给一个炮兵部队盖的营房。等到1954年的六七月份,我们又接到命令,到福建抢修鹰厦铁路,开始祖国的铁路建设。

我实际在部队总共是约38年,有32年在修铁路,可以说是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东面我到了厦门,西边到了唐古拉山。唐古拉山海拔5100米,我在那个地方搞过施工、搞过实验,南边到过海南岛,北边到过佳木斯,全国的省会除了拉萨和台北我没到过以外,其他的省会我都到过了。

抢修鹰厦铁路,从头到尾我都参加了。我们7师第一期工程驻江西资溪,那时,我在32团政治处当秘书,我们担负的任务,一是从鹰潭那里开头,大概有20公里的铁路,比较短。第二期工程就到了厦门,在那个地方修了130公里铁路,包括填海大桥。

我共计参加了14条铁路干线的修建任务,如黑龙江的牙林线、福建的鹰厦线,兰州到新疆的兰新线、包头经银川到兰州的包兰线、广东的三茂线、平连线,海南岛的环岛铁路、然后是大三线上的贵昆线、成昆线、襄渝线、青藏线等,最后我到了青海的格尔木,在那里前后住了三年。14条干线,我们师打过隧道百余座,我们曾经创造过全国打隧道的最高纪录。在修建成昆铁路时,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那条铁路的修建确实是难,难到什么程度呢?那时没有盾构机,没有机械化,全靠人工挖掘。铁路全长1900多公里,牺牲了2000多人,平均每公里死一个人,那是多么惨烈的情景啊。

我从16岁开始修铁路,一直修到48岁。在那个年代,铁道兵确实是艰苦,我写过一首诗:南征北战四十载,帐篷苇屋是我家,凿通大山千百座,移山填海彩虹架,雪域高原修天路,海南环岛成佳话,愿以血汗浇枕木,梦里乐见高铁花。这就是我们铁道兵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哪里没有路我们就到哪里去。铁道兵修了那么多铁路,打了那么多隧道,牺牲了那么多人,谁知道?铁道兵这个整体都是英雄的部队。为祖国铁路建设而牺牲的烈士们,更多的是无名英雄。应该大力宣扬铁道兵这个部队,大力宣传铁道兵精神。

1983年12月,军委下令撤销铁道兵,改成工程局,够离休条件的一体离休。我当时负责这项善后工作,把部队全部交给铁路局,为够离休条件的老干部办理离休,交给干休所。为能退休的办理退休交给地方,该退伍的办理退伍。到1986年的12月份,我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最后我也把我自己交给了铁道兵西安干休所,我亲手去办的手续,这就是我的军旅生涯。

回顾我成长的经历,1949年2月,我参军入伍,当时实际年龄13岁5个月。195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名农村娃子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军队干部,担任过团副政委、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最后在师副政委的岗位上离休。一路走来,我感谢党的培养,部队的教育。我从一个十几岁不谙世事的孩子能走到今天,是革命形势推动着我,是当年征兵连长对我热情的动员和关心爱护。我更感谢我的父亲,是他的决定、支持和鼓励,使我走上一条报效国家的光明之路。

（2025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