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佑杰同志简介
孙佑杰同志,1926年3月生于山东文登,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革命前辈。1945年6月入伍胶东抗大;1946年入党并当选为胶东抗大模范工作者;1947年先后调任华野九纵文工团和《胜利报》社。战争年代主要从事战地记者工作,参加过华东的许多重大战役和抗美援朝的出国作战,10次荣立战功;1979年转业到烟台日社任副总编辑;1990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
在他离休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先后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回忆文章百余万字;出版图书11部,其中反映朝鲜战争的《鸭绿江告诉你》,荣获山东省“精品工程”文学奖,并被韩国翻译出版;发表自创工艺书法作品50多幅,三次荣获全国书画大赛金奖。孙佑杰同志积极致力于传播胶东红色文化,被誉为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先后到机关、部队、学校、社区举行红色追梦报告会20余场,捐赠自费出版图书2万多册,在市博物馆举办“孙佑杰红色追梦作品展”,用亲身经历引导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武警官兵特别是青少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爱岗敬业、发奋成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孙佑杰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号召,激情奋发写作高产似井喷,连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了20多万字的红色追梦文章,并自费汇集出版《万众一心中国梦》、《晚霞喷彩虹》2本书,无偿奉献社会。之后又撰写完成的《战争亲历记》中的57个故事,分别在《烟台日报》和市红办的官方微信平台连载后,又由烟台市红色文化办公室以《胶东老兵战地情》为题出版成书奉献读者。由市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团市委主办的“孙佑杰弘扬红色文化追梦报告会”,现已巡讲70多场,收到了良好反响和社会效益,邀请做报告的单位有日渐增多的趋势。
孙佑杰本人先后13次荣获国家及省、市级各项表彰奖励。其中2010年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和“山东模范老人”光荣称号,2014年荣获“全省‘五好’离退休干部党员”和首届“烟台十佳老有所为楷模”光荣称号。
孙佑杰先生作品连载(二)
忆革命洪炉——胶东抗大
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创建于1936年6月1日,西安事变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胶东抗大”是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胶东支校的简称,创建于1940年,被誉为胶东地区培训抗日救国人才的革命洪炉。
没有固定校址
我是1944年考入文荣威联中后,受天福山起义军抗日救国精神的感召,在联中学习不到一年,就报名参加八路军。那时,青岛、烟台、威海等市及大的县城,都由日军占领着。我是和十几名同学一起,由地下党的同志带领,秘密穿过数道日军的封锁线,经过半个多月的跋山涉水,才于1945年6月1日,来到了栖霞县北部区的胶东抗大驻地,被编入抗大二营六连一排当学员。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军政大学,也像军队一样战斗化,每人都换上黄绿色土布军装,配发一杆大枪、10发子弹和3枚手榴弹,随时准备应对日本鬼子的捣乱和扫荡。所以,学校没有专用课堂和宿舍,而是根据敌情的变化,要经常地转移驻地。据说,胶东抗大起初活动在平度县大泽山地区,近年才来到栖霞北部牙山一带,走到哪个村,就把哪个村作为校址,以农家闲房当宿舍,用露天场地作课堂。为了保证学校的安全,每个学员要轮流站岗放哨。有一午夜轮到我在村边放哨,发现一个可疑人走近村边,我大喊一声:“口令!”对方答不上来,并撒腿往回跑。我立即扣动步枪扳机向其射击。不料首发子弹哑了火,待我第二发子弹上膛时,那人已不见了踪影。那时抗大学员的武器装备很差,一般不主动承担作战任务,遇上小股敌人,主要用学校警卫连队歼灭之,如发现有大股敌人来袭,学校就立马转移。胶东抗大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战争环境下,见缝插针、争分夺秒来完成各项军政训练任务的。
理论联系实践
胶东抗大的办学方针是,一切着眼于抗日战争的需要,采取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每学期用四个月,来快速地培训抗日战争所急需的人材。重点是培训军队干部,也有培训少量地方干部的连队。结业后,一批接一批输送到作战部队和后方机关。我所在的二营六连,已经是胶东抗大举办的第七学期,大部分学员是来自解放区或敌占区的青年学生,经历和目睹了日军大扫荡“三光: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因而抗日救国热情很高,吃苦耐劳精神也好。大家不仅很快就适应了抗大的战斗化生活,对于学习军事、政治,也有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自觉地投入到苦学苦练和摸爬滚打的训练中去。回忆那个激情岁月,我和大家一样,都觉得进步很快,收获很大。我是首次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懂得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掌握了各种轻重武器的射击要领,学会了战斗中如何投弹、射击和拼刺刀,熟悉了战斗的队形和不同的战法。又通过每天的越野赛跑和见缝插针的勤练跳木马和单双杠,把身体锻炼得非常坚实健康。我只觉这个时候上战场,很有信心同敌人拼杀一番。在政治方面,我首次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党的章程,加深了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理解。还首次细读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通过阅读、上课和讨论,只觉得自已理论水平提高了,革命的人生观明确了,抗日救国的信心增强了。当接近结业的时候,我看每个人都精神抖徽,激情奋发,都在思考着结业后如何为实现各自的梦想大干一场。我也有自己的梦想,那就是埋藏在心中的20个字:“抗日拼沙场,喜报传故乡,生要立大功,死了当英雄。”
战争是一盘棋
没有想到,一心一意要上前线真枪实刀杀鬼子的我,结业后却分配到了胶东抗大新成立的宣传队。这使我一时转不过弯来。心想,这可怎么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可是听了领导的动员,很快就明白过来,战争是一盘棋,有各种各样的分工,行行出状元,只有各行各业齐心协力,才能保证战争取得胜利。而宣传队的工作,则是用文艺鼓舞教育部队、活跃部队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因此,我和其他新调来的学员一样,很快就投入到宣传队的火热创业之中。按说来宣传队的几乎都是刚结业的学员,虽有各种各样的爱好,但都未经过专业的训练,加上人数没有调齐,要排演节目实在困难。但大伙硬是急于露两手,有人很快编了一出小型活报剧,一定要作为演习先在机关亮亮相。我没有想到,因演员不够把我也安排上了。看我胖乎乎的,就让我演恶霸地主角色。这可难坏了我,我爱好美术和拉二胡,对演戏则一窍不通。我再三表明不会演戏,大家说不会可以学嘛!这样一说,我觉得不好推辞,就只好逼着鸭子上架了。谁知背台词挺快,演练时也凑合着过了关,可就是在机关小型晚会上,却出了洋相。一看台下的人都看着我,心里就慌了,手不知往哪儿放,眼不知看哪里,提心吊胆就怕给首场演出砸了锅,心里就愈加志忑不安,结果连台词都忘了,引起了台下观众哄堂大笑。我也在台上羞愧地笑了,但笑中蕴藏着难以忍受的苦涩。
我在舞台上丢了丑,同志们都很原谅我,知道我不是主观不努力,而是我天生不是演戏那块料。但我的心里很不平静,我不能让人认为我什么也不是,必须用一鸣惊人的成就,才能洗刷这次丢丑所带来的不好影响。几经思虑,萌生了一个梦想:当下抗大机关和部队文娱生活很是枯燥,既没有收音机,又看不上电影,业余时间只能唱唱歌,打打球。如果想法弄一台幻灯机,用幻灯片来宣场部队的英雄事迹,那肯定会开创出宣传工作的新局面。
“土电影”的诞生
哪知,受日军的经济封锁,当时是买不到现成幻灯机的,战争环境又不便于外出去取经,看来硬着头皮也要自己制造了。我知道初中还没有毕业的我,要自己制造幻灯,其难度是很大的。但我生来就有个脾气,想干的事是拼命也要干到底的。我先以煤油灯光照射用纸壳固定的放大镜,在室内白墙上映出玻璃幻灯片,探讨制造幻灯机的方案。经反复试验确有把握了,我才指导抗大修械所,制成了以汽灯为光源的铁制幻灯机。我画了一些好看的片,当在室内试映看到效果相当不错时,我心里简直乐开了花。由于我急于向机关部队报喜,在没有露天试映的情况下,贸然安排在抗大一次广场晚会上放幻灯片。还好,放映头几幅幻灯片,图像清晰,色彩鲜艳,博得观众一片掌声。不料,放映到第四幅幻灯片时,画面就模糊起来,而要换下这幅片子,换片环节又发生了故障,幕布上老是黑影晃来晃去。正当我手忙脚乱之时,一位抗大的领导上台大声斥责道:“孙佑杰,你搞的什么鬼名堂,乌七八糟,快给我搬走!”
本想大显身手,结果又当众出丑,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着幻灯机离开了会场。失望、羞愧、愤慨、懊悔、悲伤等无数感念,一齐在心中汇聚、碰撞和发酵,如同翻江倒海,昼夜不息。但是最终酿造出了奋进的正能量,发誓偏要在丢丑的事情上,创造出闪光的业绩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倾注心血,认真寻找这次失败的教训,重新改进了幻灯机的结构,不仅使之更加灵活,不出故障,而且还有创新,研究出可以通过同时放映一静一动两幅幻灯片的方法,将原来只能放映静止画面变为动态画面,即可以表现飞机在天上飞,马儿在战场上奔,汽车在路上跑等。与此同时,我又刻苦钻研创新了多种美术字体,努力提高幻灯片的绘画水平,同时在说明词上也狠下功夫,力求简短、生动富有感染力,有的还编成顺口溜。我认真画了一批反映抗目英雄任常伦、陈善和抗大先进人物的幻灯片,在机关和部队轮番放映后,终于如愿以偿,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赞美,都把我誉为胶东抗大“土电影”的创始者。在“土电影”梦想成真的过程中,我又圆了加入共产党的梦想。抗日胜利后的1946年,我又与司令部的孙波(后改名孙志坚)两人当选为胶东抗大的模范工作者和模范党员。并且领导指示我要用“土电影”加以宣传、画孙波同志的幻灯片,我照办不误,但是画我自己,则迟迟不肯动手,哪有自己去宣传自己的呢?宣教股副股长张恣愚得知这个情况,就动员我说:“画你是宣扬你的工作精神,是为了党的事业,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个人的事。”听领导这么一说,我也就从命了。想不到60年以后,当年看过“土电影”的学员陈维本,发现《今晨6点》登了《胶东抗大“土电影”》一文,便萌生了一定要见见那位从未见面的“土电影”创始者。经新闻媒体沟通见到了我,听他说到当时学员对“土电影”的良好反映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两人从此结成了亲密的战友。接着《今晨6点》又以《两位抗大校友60年重逢》为题做了报道。
开创戏剧辉煌
自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胶东抗大就由牙山沟里转移到栖霞县城,校部就以城北牟氏庄园为驻地。这时宣传队已达20多人,大家都发奋要演大戏了,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剧本。无奈,新任宣传队长耿石针,便把茅盾的小说《腐蚀》改成了话剧,想以此剧提高宣传队的业务水平,在全校打响第一炮。但有了剧本,安排演员又成了问题,宣传队只有三位女同志,女主角由金淑琪扮演,另一个重要角色小蓉,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在万般无奈下,刑玉友司志自告奋勇要求男扮女装演小蓉。你瞧,他当众两手交叉抱着肩,头一歪,身子一扭,两个屁股左右一摆动,只轻飘飘地走了七八步,就把大伙笑得前俯后仰,他简直是天生一个女人的骨头,惟妙惟肖的小蓉的形象。因别无办法,最后只好由他扮演小蓉了。角色全部落实到人头后,为了演好这台戏,所有同志都拼上了,背台词,练动作,起早带晚,废寝忘食。邢玉友也很快进入了角色,面部表情像小蓉,说话腔调像小蓉,就连平时走路也是小蓉的姿态。在大家的发奋努力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腐蚀》话剧的彩排。于1946年夏天,在栖霞县城的西河滩上,筑起了戏台,一连为抗大机关、部队和驻地群众演出数场,盛况空前,轰动了栖霞县城,也受到了胶东最权威的戏剧家国防剧团虞棘团长的高度赞扬。然而,除了知情者之外,广大观众几乎看不出戏台上还有一个男扮女装的角色。邢玉友同志为纪念他男扮女装的成功,特地到栖霞城照像馆照了化装小蓉的半身像,并赠我一张。宣传队一炮打响后,又再接再厉再创辉煌,在当年秋天成功排演了配合部队阶级教育的大型歌剧《血泪仇》,许多观众在观看时深受感动,哭声一片。当看到恶霸地主惨无人道时,有的战士竟忘记这是演戏,要跑上台去打那个演员,甚至还有人扬言要开枪打死他。
桃李满天下
胶东抗大在战争中诞生,在战争中创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骨干,输送到急需的作战部队和后方机关,为保证抗日战争物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作为1993年在烟合出版《胶东抗大》一书的编委、编审之一,从许多抗大老人提供的资料中得知,到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年底,胶东抗大共举办了八个学期培训学员约在5000人以上。凡从抗大走出来的人,大都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和精英,涌现出许多英雄和模范。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军队的高级将领,遍布全国各地,真可谓“桃李满天下”。我是解放战争开始后的1947年,在抗大宣传队去华野九纵进行慰问演出时,受命全班人马留在了九纵,同部分道防剧团调来的人员合在一起,新成立了九纵文工团。从此以后,从解放全中国的南征北战到抗美援朝的出国作战,整个战争年代我一直服役于九纵(后改为27军)这个华野主力部队。回顾我的坎坷一生,战争年代我能够成为拼沙场的战地记者,10次荣立战功;晚年转业后能够被誉为作家,出版八部反映战争题材的著作,向社会赠书1万多册,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统统得益于当年在胶东抗大的培训,为追求梦想打下了基础,埋下了成功的种子。就连我晚年独创的被誉为烟台一绝的工艺书法作品,也是在胶东抗大开创“土电影”成果的延伸、提高和升华。所以,回忆胶东抗大的峥嵘岁月,我总是感叹不已,激情奋发,终生难忘。适逢当今红色革命教育兴起,看到烟台日报传媒集团连续刊登征集胶东革命史料的公告,88岁健在的我,顿感责任在身,思络立即进入激情年代,奋笔疾书诞生了本文。
——连载于2013年11月18日、23日、25日《烟台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