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魁是一个文人,一个志士,一个先锋。他没有扛过枪,没上过战场打过仗,但他铁骨铮铮,正气凛然。他是栖霞境内抗战斗争中牺牲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是栖霞青年的一面旗帜,他的名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最近在原聚魁村一位朋友孙振国的偕领下,到人们关注的栖霞市棚户区改造聚魁家园施工现场参观了一次。目前,在烟台范围内城市旧村改造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为什么聚魁村的改造在当地就格外受人们关注呢?这与村名的来历有关。胶东的老一辈中,几乎人人都知道战斗英雄任常伦这个名字,而且知道曾因他改称的村名“常伦庄”(原名孙胡庄)。因人而名村,十分罕见,必须非同寻常的人才能用此等方式以示纪念。而聚魁村(人民公社化后并入城关村)正是这样一个以抗日志士的名字命名的村,这位抗日志士名叫曹聚魁,字雪野,是栖霞原城关镇南坊村人,牺牲时只有22岁。
少年立志斗邪恶
1917年11月,曹聚魁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为了能吃上饭,父母带着以他为老大的弟兄4人,起早贪黑,做水食生意,四处赶集销售,所得收入,仅能年吃年用。聚魁是个有志于学的孩子,可是由于家境贫寒,直到13岁才被送去正儿八经地上学。可时值军阀混战时期,社会动荡,读书环境很不安宁,国民党县党部的马良斋、曹丕滋与教育局局长李义民等相互勾结,打击进步师生,激起师生的抗议。霞山小学(俗称“南高等”)、县立中学等先后发生了5起学潮,曹聚魁虽然年龄不大,但他思想开阔、意志坚定,明是非、识善恶,积极投入到与邪恶搏斗的学潮中,这也使他很快成长起来。1930年驱逐贪污学生经费的校长、1931年5月9日全县各界召开纪念国耻日(袁世凯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大会及1934年清除侮辱女生的校长等大的学潮,他不仅积极参加,而且成为骨干,出谋划策、四下奔波,始终与进步师生站在一起。他们的心血并没白费,运动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赶走了贪污校长,罢免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国民党县党部要员马良斋、曹丕滋,清洗了流氓校长。这几次斗争净化了学校环境,教学秩序安定下来,曹聚魁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他在进步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下,读鲁迅等进步作家的著作,也写了不少鼓舞同学的文章。有的同学看他举止不凡,便给他取了个雅号叫“夫子”。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36年,在国民党腐败政府纵容下的县中校长李炳田,以拖欠伙食费为由,不让生活困难的学生吃饭,还逼迫学生去参加劳动,引起师生们的愤慨,异口同声地将校长告到县教育局,但当局者们沆瀣一气,迟迟不给答复,曹聚魁回家拿了干粮给吃不上饭的学生充饥,同时串联进步师生,发动了更大的学潮,并向县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交涉。迫于舆论压力,当局将李炳田及其一伙清除出学校。
青年矢志驱敌寇
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境内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在山城引起强烈反响。面临中学毕业的曹聚魁约了同窗好友董仲刚、王经波、孙振华等,以复习功课准备报考高一级学校为名,在家商讨栖霞的抗日救国大计,他们歃血盟誓,把抗击日寇、反对侵略当作毕生的奋斗目标。
1938年,曹聚魁中学毕业,参加了倾向抗日的国民党栖霞地方武装辛诚一第五纵队宣传队,一段时间后,他发现队伍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根本没有团结抗日的凝聚力,无法实现自己的志向,便很快离去,另寻去处。11月,偶然的一次机会,他认识了民先队员林绍汉,经他介绍参加了民先组织,接着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并在栖霞西南部官道、观里、寺口、苏家店、小庄一带参加抗日活动。
1939年2月1日,中共北海地委宣传部长林克礼来栖霞开展抗日工作,经孙振华等人介绍,来到南坊村,与曹聚魁接上头。两人促膝谈心,通宵达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分析时局,商讨救国大计。同年4月,中共栖霞县委派人发展曹聚魁加入共产党。不久,“栖霞县青年抗敌救国团”在县城三官庙正式成立,曹聚魁被推选为干事长,刘华团为副干事长。
为了大力宣传抗日,曹聚魁亲自创办了《号角》周刊报,发表抗战檄文,全县抗日形势一派大好。他还用红、白、蓝、绿不同颜色的纸张,写成宣传抗日的标语,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鼓动,青救团由起初的五六十人,激增到全县六个区,区区都组建起青救团,抗日浪潮涌遍全县。5月12日,青岛日酋张宗援(原名仓谷次太郎)与刘黑七(军阀刘桂堂)率1400余兵侵占栖霞城,青救团不得已迁到艾崮山区的邹家村(今属西城镇),把抗日烽火向更大的空间延伸。7月7日,青救团在县立中学召开“抗日两周年大会”,曹聚魁登台演讲。他慷慨激昂地引用唐朝诗人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诗句,抨击蔡晋康、綦燕郊等人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并大义凛然地指出“当此民族危亡之秋,凡有血性的青年岂能醉生梦死”!事后,国民党县党部对一批革命青年恨之入骨,布置特务,欲置青救团于死地。
曹聚魁获悉国民党县当局要抓人的情报,遂将青救团团部移至西乡,把3000余名成员分成小分队,以文艺演出、慰问伤兵员等多种形式宣传革命道理,以教唱《胶东进行曲》《卢沟桥事变》等革命歌曲来焕发发群众的抗日热情,一时间他的名字响遍栖霞城乡,更加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和恐慌,也成为他们打击和缉拿的重点对象。
8月30日,曹聚魁与刘华团在六区蒋家村(今属庙后镇)参加栖霞党代会,推举出席中共“七大”代表。散会后,途经亭口镇下门楼村时,不幸被蔡部三团高炳旺部抓捕,押到亭口村,从他身上搜出印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的传单,硬逼他交代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份。关押了一个月,敌人用尽各种酷刑,曹聚魁始终慷慨陈辞:“宣传抗日何罪之有?日本鬼子不滚出中国,我就要抗战到底!”敌人最终也没从他嘴里得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半点秘密,最后恼羞成怒,于10月1日夜里,将他秘密杀害,年仅22岁。
名字永存人心中
曹聚魁是一个文人,一个志士,一个先锋。他没有扛过枪,没上过战场打过仗,但他铁骨铮铮,正气凛然。他是栖霞境内抗战斗争中牺牲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此前有董文田,1935年牺牲于武汉),也是为抗战在本土牺牲的第一个栖霞人(此前有梁鸿云,1937年8月14日在淞沪空战中牺牲)。他是党的骄傲,也是栖霞的骄傲。当他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开后,栖霞人民悲痛流涕,十分惋惜,从而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更加仇恨。1940年5月4日,栖霞抗日民主政府在大蔡家村(今属苏家店镇)召开“追悼曹聚魁烈士大会”,闻讯而至者人山人海,政府领导号召全县青年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踏着烈士的足迹,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大会上首次展出了曹聚魁烈士的遗物和遗著《滨江洪流》手稿,给与会者以深刻的教育与震动。1945年1月,栖霞县政府将南坊村命名为“聚魁村”,让他与栖霞的历史并存。曹聚魁是栖霞青年的一面旗帜,他的名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